刺马案探秘

2000-08-03　来源：光明日报　高尚举我有话说

被称为“清末四大奇案”之一的“刺马案”，案情扑朔迷离，后来的文章、图书及其他记载多以“情杀”视之。近来，以此案为题材的影视作品又使公众对此产生兴趣。即将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《马新贻文史集成》一书对此案提出了新的见解。应本刊之邀，作者将书中文章摘编此文，以飨读者。

1870年8月23日，江宁（今南京）将军魁玉飞章入奏：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身亡。同治帝喻之为“武元衡盗起身旁”。（1）慈禧太后惊问：“这事岂不甚奇？”曾国藩诚惶诚恐地回答：“这事很奇。”（2）李鸿章若有所思：“谷山近事奇绝，亦向来所无。”（3）由于案犯张汶详（4）供词闪烁，主审大员奏案含糊，此案一拖半年之久不能结案，于是各种传闻蜂起，不经之语飞短流长，使此案更加扑朔迷离，后人称之为“清末四大奇案”之一。

马新贻遇刺

1870年8月21日，又到总督阅视武弁投射的日子。这天突降大雨，总督阅射只好推迟。22日，天气转晴，两江总督马新贻一大早徒步来到督署西边的校场演武厅，亲自阅射。每年一度的总督阅射，是当时江宁的一大盛典，允许百姓参观，因此马新贻阅毕回署的箭道两旁挤满了围观的群众。当他走到后院门外时，一人突然跪道求助，此人是马新贻的同乡，山东郓城武生王咸镇，之前马新贻已两次给予资助。武巡捕叶化龙将他推开，唐得金上前查问，其他人仍照直前行。走了两三步，又有一人，一边高呼冤枉，一边直扑马新贻，只见一把明亮的匕首一闪，迅速刺入马新贻右胁肋。马新贻啊呀一声，扑倒在地。跟随差弁方秉仁上前抓住那人的辫子，夺过他手中的匕首。其他差弁一拥而上，将其扭住。中军副将喻吉三听到呼喊，急忙赶到，喝令将凶犯捆缚。该犯既不抗拒，又不逃跑，从容就缚，口中不停地说：“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朝。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今日拼命，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。”说毕仰天狂笑。家丁张荣急忙扶起马新贻，见其面如土色，双手紧抱胸部，右臂紧紧夹着右肋，萎缩着身子，已不能站立。差弁取下门板，将其抬进督署上房。

中军副将喻吉三一边命巡捕将凶犯押到督署候讯，一边差人飞报江宁将军魁玉和司道各员。魁玉闻讯大惊失色，飞奔督署探视。马新贻仰卧榻上，呼吸困难，精神萎靡，生命垂危。探视伤口，匕首刺进右胁肋，深至数寸。魁玉看后，随即走出上房，讯诘凶犯。再三讯问，案犯只供称：系河南人，名张汶详。讯其行刺缘由，一味闪烁，坚不吐实。魁玉气急，喝令将凶犯带往上元县严刑讯究。

马新贻气息奄奄，自知命不能保，口授遗疏，令嗣子毓桢代书，请魁玉代呈朝廷。午后，马新贻已再不能言，延至23日下午2时许，因伤势过重，救治无效，遽尔殒命。正处英年的马新贻一下子从颠峰跌落到地，淹没在茫茫宦海之中，成为人生世界的匆匆过客。

魁玉回到将军府，饬委藩司梅启照、署盐道凌焕、江宁知府冯柏年、署理上元县知县胡裕燕、江宁知县莫祥芝、候补知府孙云锦、候补知县沈启鹏、陈云选等连夜讯诘。张汶详语言颠倒，毫无确供。8月23日，加派臬司贾益谦、候补道勒方、候补知府钱海永、皖南道李荣、江苏候补道孙衣言、山东候补道袁保庆等轮流审讯。魁玉一面督饬司道各员继续会审，力图得到确供，一面立即拟摺，由驿600里紧急驰奏朝廷。

魁玉担纲初审

魁玉的奏摺8月28日到京，同治帝览后“实深骇异”。两江总督乃兼圻大臣，竟在督署重地被刺身亡，实在是对风雨飘摇的清王朝的一次冲击。29日，清廷连发四道谕旨。第一，命“魁玉督同司道各官赶紧严讯，务得确情，尽法惩办。”（5）第二，“曾国藩著调补两江总督，未到任以前著魁玉暂行兼署。”（6）第三，密旨安徽巡抚英翰加强长江防务和地方治安。（7）第四，“著魁玉督饬司道各官，设法熬审，务将因何行刺缘由及有无主使之人一一审出，据实奏闻。”（8）

上谕未到江宁，27日魁玉又急奏：“拿获行刺之凶犯，始则一味混供，迨昼夜研鞫，据供系河南人，名张汶详，直认行刺不讳，而讯其行刺之由，尚属支离狡诈”。（9）9月3日，清廷立即谕旨：“情节重大，亟应严切根究”，“务将行刺缘由究出，不得含混奏结”。（10）魁玉一日接到四道上谕，这才体会到个中滋味，仅仅告知“一味闪烁”，“语言颠倒”，“支离狡诈”既不能让朝廷满意，也不能屏止众口。果然，王公大臣纷纷议奏。给事中王书瑞奏道：督臣遇害，疆臣人人自危，其中有牵掣窒疑之处，应派亲信大臣彻底根究，勿使稍有隐饰。5日，清廷再下谕令：“惟以兼圻重臣，督署要地，竟有不法凶徒潜入署中，白昼行刺，断非该犯一人挟仇逞凶，已可概见。现在该犯尚无确供，亟须彻底根究。著张之万驰赴江宁，会同魁玉督饬司道各员，将该犯设法熬审，务将其中情节确切研讯，奏明办理，不得稍有含混。”（11）清廷一开始就意识到此案的严重性，现在又怀疑非张汶详一人所为，因此口气越来越严厉。

18日，清廷又下谕旨：“张汶详行刺督臣一案，断非该犯一人逞忿行凶，必应彻底研鞫，严究主使，尽法惩办。现审情形若何？魁玉此次摺内并未提及。前已明降谕旨，令张之万驰赴江宁会同审办。即著该漕督迅速赴审，弗稍迟延。魁玉亦当督饬司道等官，详细审讯，务得确供，不得以等候张之万为辞，稍形松懈，此事案情重大，断不准存化大为小之心，希图草率了事也。”（12）清廷明确提出“严究主使”，从而抓住了本案的症结。对魁玉审案，似乎不耐烦了，字里行间充满了斥责，态度更加严厉。

24日，魁玉带着几分委屈，几分无奈，几分惶恐，再次奏陈：伏思前督臣马新贻被刺一案，案情重大，张汶详刁狡异常，奴才督饬司道昼夜研审。张汶详自知罪大恶极，必遭极刑，所供各情一味支离。讯其行刺缘由，则坚称既已拼命做事，甘受碎剐。如果用刑过久，又恐凶犯仓瘁致命。不过，魁玉多少还是向朝廷报告一些进展，已审出张汶详是“漏网发逆头目”，曾在太平军侍王李世贤名下领兵打仗，进攻漳州，转战安徽、江西、广东、福建、浙江等地。张汶详的女儿张宝珍，儿子张长幅，同居之舅嫂罗王氏已被拿获，现在飞咨山西巡抚何，要求押解张汶详所供时金彪归案对质。唯有此案的核心即行刺缘由仍无确供。

至此，魁玉审理刺马案已月余，每次奏报几乎不离“一味闪烁”，“语言颠倒”，“一味支离”。那么张汶详“闪烁”的是什么？“支离”的又是什么呢？魁玉没有奏报。说穿了，恐怕不仅仅是张汶详在支离，魁玉、梅启照这些承审大员也在支离吧！例如张汶详关于马新贻通“回匪”的供词，虽然是无稽之谈，但魁玉并没奏报。陈功懋在《张文详刺马新贻案真相》一文中说，他的祖父陈镜题，曾参与会审张汶详的录供研讯。据陈镜题回忆，当张文祥（汶详）供马新贻咸丰七年庐州失守，曾被其俘获，因不知马是庐州知府，把马与时金彪一起释放时，“问官相视错愕，录供者亦停笔不敢直书。”“张之万到江宁时，时金彪早从山西解到。张之万、魁玉提讯时金彪时，只有藩臬参与审讯，连审两次均未录供”。马新贻庐州被俘至今未见到经得起推敲的证据，但有一点可能是真实的，即后来人们所看到的供词是经过删改的，或者说有些供词录供者没有秉笔直书。这就难免物议纷歧，讹言蜂起，给后人留下了无数不解之谜。

张之万驰赴江宁会审

9月25日，张之万收到吏部咨文。30日从清江浦沿运河南下。

10月7日，张之万抵达江宁。

第二天，张之万传见参与会审的司道府县各员，了解整个审讯情况，争取各官员对审讯此案的意见。又调江宁知府蒯德模等加入审讯。接着提审张汶详，连审数日，并没用刑。孙衣言、袁保庆十分不满，要求严刑讯究。张之万不软不硬地说：“案情重大，不便徒事刑求。偿未正典刑而瘐死，谁负其咎？”老奸巨滑的张之万很清楚，这个案子不管怎样审，怎样结，都是两头不落人。审不出主使人，马家不愿意，朝廷更不满意。审出主使人，不是得罪的人更多吗？而且这些人也可能把自己“做掉”，岂不更悲？于是他采取拖延战术，慢慢地审，耐心等待曾国藩的到来。

10月12日，张之万送出第一道奏章：“该犯张汶详自知身罹重解，凶狡异常，连讯连日，坚不吐实，刑讯则甘求速死，熬审则无一言。既其子女罗跪于前，受刑于侧，亦复闭目不视，且时复有矫强不逊之词，任意污蔑之语，尤堪令人发指。臣又添派道府大员，并遴选长于听断之牧令，昼夜熬审，务期究出真情，以成信谳。”（13）同时与魁玉联衔报告，质讯中军副将喻吉三，以及武巡捕候补都司叶化龙等，追究防护失职之责。

由于张之万、魁玉拖延太久，12月9日上谕严加训斥，并一针见血地指出：“现已五旬之久，尚未据将审出实情具奏，此案关系重大，岂可日久稽延！”（14）张之万、魁玉的拖延政策，也遭到朝野抨击。给事中刘秉厚奏劾：“派审之员以数月之久，尚无端绪，遂藉该犯游供，含混拟结。”（15）案子拖延不结，招致更多传闻物议，于是朝廷震怒，12月9日、12日、18日连下三道谕旨。张之万、魁玉成了众矢之的。

12月12日，张之万、魁玉抛出精心炮制的“审明谋杀制使匪犯，情节较重，请比照大逆向拟，并将在案人犯分别定拟罪名摺，“奏道：“凶犯张汶详曾从发捻，复通海盗，因马新贻前在浙抚任内，剿办南田海盗，戮伊伙党甚多。又因伊妻罗氏为吴炳燮诱逃，曾于马新贻阅边至宁波时，拦舆呈控，未准审理，该犯心怀忿恨。适在逃海盗龙启等复指使张汶详为同伙报仇，即为自己恨，张汶详被激允许。该犯旋至新市镇私开小押，适当马新贻出示禁止之时，遂本利俱亏。迫念前仇，杀机愈决。同治七、八等年，屡至杭州、江宁，欲乘机行刺，未能下手。本年七月二十六日，随从混进督署，突出行凶，再三质讯，矢口不移其供，无另有主使各情，尚属可信。”（16）张之万、魁玉的奏结看来还算顺理成章，但最后露出了破绽。人命关天的法律文书，行文时竟用“尚属可信”四字，不知是何用心。上谕尖锐地指出，“马新贻以总督重臣，突遭此变，案情重大。张汶详供挟恨各节，及龙启等指使情事，恐尚有不实不尽，若遽照魁玉等所拟，即正典刑，不足以成信谳。”（17）于是除谕令曾国藩速回江宁外，再派刑部尚书郑敦谨作为钦差大臣携随员赴江宁复审。不仅主审大员撤换，就连司员也全部更换，既显示出朝廷处理此案的决心，也反映出对前审案人员的不满和失望。

曾国藩难莅两江

8月21日，马新贻遇刺的前一天，江苏巡抚丁日昌自江苏急匆匆地赶到天津，直奔直隶督署，与曾国藩密谈良久。22日上午，曾国藩回拜丁日昌，正是此时此刻，远在江宁的马新贻被张汶详刺伤。23日下午，曾国藩午睡，“心不能静”。此刻马新贻在江宁撒手人间。随后，丁日昌与曾国藩日日密谈，夜夜磋商。30日上午，曾国藩接到上谕，调他再任两江总督。曾国藩感到愕然，急召幕府和丁日昌、毛昶熙密商。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中，一直受到中外抨击，列强嫌他惩处不力，国人骂他“残民媚外”，他自己也说：“数日来查讯津案，办理既多棘手，措施未尽合宜，内疚神明，外惭清议。”（18）此次让他回任两江，把他从泥潭中拉出来，应该说是一件好事。但是，9月2日他上了一道“谢调任江督恩因病请开缺摺”，固辞两江总督。他说自本年3月以来，衰病日甚，目病已深，恳请另简贤能，畀以两江重任，俟津事奏结，再请开大学士缺。朝廷也很会给“中兴名臣”戴高帽子，5日立即下旨：“两江事务殷繁，职任綦重，曾国藩老成宿望，前在江南多年，情形熟悉，措置咸宜，现虽目疾未痊，但得该督坐镇其间，诸事自可就理，该督所请另简贤能之处，著毋庸再议。”（19）上谕说的再明白不过了，有病也必须去。

10月20日，慈禧太后在养心殿东间召见曾国藩，命他速赴江宁。此时，先期回苏州的丁日昌有点沉不住气了，奏请饬曾国藩迅速赴两江任。可是曾国藩仍然坐在北京不动，这一来慈禧太后不耐烦了，11月1日再次召见他，见面就问：“尔几时起程赴江南？”

曾国藩磨磨蹭蹭，就是不起程，似乎对回任两江毫无兴趣。其实他一直密切关注江宁的事态发展。江宁将军魁玉，他的门生布政使梅启照、候补道孙衣言等给他频频来函。10月5日他给魁玉去信询问：“刻下廷旨已饬张子青漕帅驰赴金陵，妥为讯办，未知渐有端倪否？”（20）他非常关心那个背后主使审出来没有。丁日昌每时每刻都在传递着江宁案审的消息。且时论的发展对他极为不利，有人说马新贻被刺，是因为督抚不和。朝里也是浮浮扬扬，太常寺少卿王家壁直指马新贻被刺与丁日昌有关，他再次上奏说：“江苏巡抚丁日昌之子被案，应归马新贻查办，请托不行，致有此变。其子未知曾否到案，仍时往来该抚任所，臣所闻之言止此。闻此言者非臣一人，臣所闻者亦非一人之言，其言时皆相顾叹息，及向根询，则皆畏累不敢尽言。臣思陕西僻在西隅已有所闻，江南必有确实公论，属吏或难兼采，京师相距较近，亦必有所传闻。”“此其尤著者，丁日昌本系矫饰倾险小人，江南大小官员甚多，此事不疑他人，而独指该抚之子，难保尽出无因。或其子妄为而该抚不知，抑或与知而乘其驶赴天津，可以使人不疑，均难悬揣。”（21）

所谓丁日昌之子案，即1869年10月5日，太湖水师后营右哨勇丁徐有得、刘步标陪同哨官王有明到苏州看病。夜二更，徐、刘闲游妓馆，正遇丁日昌之子分发知府丁惠衡，侄监生丁继祖，与家丁等同游妓馆，双方发生争执。苏州亲兵营补用游击薛荫榜带亲兵胡家岳、丁玉林（丁日昌族人）巡夜，看其滋事，责徐有得40军棍。徐不服，又遭重责，4天后徐有得因伤死亡。丁日昌看到子侄闲游妓馆滋事，致勇丁被责酿命，不得不上奏，自请议处。上谕命马新贻审理此案，丁继祖投案，丁惠衡传唤未到。据丁日昌说，丁惠衡夜里越墙逃匿，不知去向。此案因丁惠衡拒不到案，一直拖到1870年7月6日才结案。此案结案后40多天，马新贻被刺，此时丁惠衡仍未归案。故有太常寺少卿王家壁之奏。

丁日昌眼看大火要烧到自己身上，如坐针毡，他希望曾国藩回来主持江宁刺马案的审理，曾国藩毕竟曾是自己的东家，许多问题自会由他摆平。于是急急上了一道摺子，“请饬曾国藩迅速赴任。”（22）这道折子倒也很符合慈禧太后的心意，10月29日立即下旨，督促曾国藩起程赴任。可是朝廷未必知道丁日昌的奏摺别有一番深意。

11月7日，曾国藩终于抬起脚，踏上南下的旅途。12月6日，当他还在旅途尽情享受运河两岸风光、沿途美景的时候，上谕已免去丁日昌江苏巡抚之职，调补张之万任江苏巡抚，张兆栋升授漕运总督。12日曾国藩抵达江宁，他自京抵宁用了36天。14日，接印视事。从清廷调他任两江总督，到他正式上任，历时3个多月。

第二天上午，张之万急急忙忙交接案件，下午就匆匆跑回清江浦去了。曾国藩很沉得住气，一直到郑敦谨抵江宁，这两个多月的时间里，从未主持过审理案件。只在郑敦谨来到的前一天，他才调阅案卷，记下有关案犯的名字。这段时间里他在干什么呢？一是接客聊天，二是看《阅徽草堂笔记》。如果说这两个多月有关于刺马案的活动，那就是他给马新贻作了一幅挽联，前往吊唁了一番。他对这个案子为什么一直采取拖延回避的态度？恐怕有深层次的原因。邓之诚在《骨董三记》中说：“国藩不欲深求，必有不能深求者在。”

郑敦谨星夜使江宁复审

1871年1月7日，郑敦谨入宫请训，随即装束就道，驰赴江宁。随带司员仍是跟随自己去山西查案的现任刑部满郎中伊勒通阿、汉郎中颜士璋。郑敦谨一行星夜奔驰，时值大雪封路，坐轿难以行走，他们徒步涉雪而行。据颜士璋《南行日记》记载，途中多人冻伤，他自己的蓝布棉衫被树枝多处挂破，到江宁时棉絮外露，不堪入目。由于沿途雨雪阻滞，直到2月18日才抵江宁。这一天是大年除夕。正月初二即关门审案。参加会审人员有：钦差大臣郑敦谨和他的随员伊勒通阿、颜士璋；曾国藩和他委派的江安粮道王大经、江苏题补道洪汝奎；后来又增加候补道孙衣言、袁保庆。

郑敦谨雄心勃勃，非要把这天下疑案审出个水落石出不可，也不枉他那个“铁面无私”的称号。连讯14天，该犯一味狡展，毫无确供。与郑敦谨并坐正堂的曾国藩，一直默默地听着很少发问，最后对郑敦谨淡淡地说：“将来只好仍照魁、张二公原奏之法奏结。”（23）此时郑敦谨一切都明白了，难怪自己连审14天，终没有结果，原来他们早已设计好了。他心里凉了半截，原来这案子是不能深究的。他反复思考着，不管怎样这案子还是要结呀，老佛爷正眼巴巴地等着呢。唉！要尽快离开这是非之地，不然拖久了自己也要陷进去。他打定主意，熬审不用刑，堂威喊得震天响，那是做给别人看的。孙衣言、袁保庆可是坐不下去了。孙衣言看着吃得白白胖胖的张汶详，对郑敦谨说：“贼悍且狡，非酷刑不能得实。”（24）郑搬出魁、张的法宝堵孙的口，不过话说的更好听一些。

3月19日，郑、曾联衔上奏：“会同复审凶犯行刺缘由，请仍照原拟罪名及案内人犯按例分别定拟。”奏结比张之万、魁玉原来的定拟叙述更加详细，取供、采证、行文更加缜密，但基本内容不出前者，这就是仍照原拟定的意思。所不同的是：第一，特别强调张汶详“听受海盗指使并挟私怨行刺”，“实无另有主使及知情同谋之人”。（25）第二，对张汶详量刑更加残酷，除了“按谋反大逆律问拟，拟以凌迟处死”外，又增加了一条“摘心致祭”。（26）

当郑敦谨、曾国藩拟好奏结，要孙衣言、袁保庆签字画押的时候，这二位拿出了杀手锏，拒绝在奏结上“书诺”（签字）。不过，郑敦谨、曾国藩是何等人物，他们也有应对的办法。他们在奏结中根本不提孙衣言、袁保庆参加会审一事，把朝廷蒙在鼓里。

在上奏的同时，把供招抄录分送军机处、刑部存案。郑、曾这一手很厉害，首先存案，造成既定事实。意思很明白，这是最后定谳。郑、曾在另外的夹片中使用的措词仍然是：“该犯供词，尚属可信。”（27）这一措词是张之万、魁玉在原拟中使用的，为此清廷斥责他们，“不足以成信谳。”而今郑、曾使用，倒不为过，人言人殊。

郑、曾、张、魁四人反复公开声明，“毫无确供”，那么明知无确供，还要如此定谳，这个定谳当然不是信谳。主审大员明知不应为而为之，何故？可是，朝廷最终也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。3月26日，谕旨下达，肯定了郑、曾的奏结。4月4日，曾国藩奉旨监斩，将张汶详凌迟处死，并摘心致祭。

孙衣言不争一时争千秋，他在给马新贻写的神道碑铭中，慷慨激昂，秉笔直书，“贼悍且狡，非酷刑不能得实，而叛逆遗孽，刺杀我大臣，非律所有，宜以经断，用重典，使天下有所畏惧。而狱已具且结，衣言遂不书诺。呜呼！衣言之所以奋其愚戆为公力争，亦岂独为公一人也哉！”（28）孙衣言的文章一出，震惊朝野，舆论大哗，就连慈禧太后也知道其中大有隐情。但是，总不能为了一个死人，去动摇大清江山啊。斯人已作古，让他去吧，无非加恩赐恤，以慰忠魂。

终觉疑案之未明

时人传言，张汶详刺杀马新贻的根本原因，是因为马新贻渔色负友，张汶详为友复仇。果真如此，孙衣言、袁保庆作为马新贻的亲信，自始至终都参加了审讯，那么，魁玉、张之万、梅启照给他设计了一个“海盗挟仇报复”的结案，不是更体面吗？何以苦苦追求，以得确供呢？再说马新贻的四弟马新自幼跟随左右，直到马新贻被刺身亡，马新贻的事情他是再清楚不过了。如果马新贻因渔色负友而遭刺杀，已经给他一个体面结局，马新为此应该感恩不尽，为什么一直悲呼终觉疑案之莫明，希望时人和后人给以研讨呢？

其实郑敦谨心里很明白，他只能以苦笑对之。未等圣旨下达，更没等张汶详正法，他愤然离开了江宁。曾国藩送他程议，他分文不收，两个随行郎中每人收了500两银子。曾国藩和司道各员送他到江边，他板着面孔，头也不回地扬帆而去。

郑敦谨并未回京交旨，走到清江就停了下来，打发两个郎中代他回京交旨，声称有病不能回京。钦差大臣不回京交旨，按清制是要治罪的。曾国藩觉得有点对不住这个湖南同乡，借巡视地方为名，到清江去看他，百般安慰，劝他回京赴任。朝廷迭下谕旨，命其回京。他以有病为托词，请求开缺，并终生不再为官。

郑敦谨的两个助手回京后悄然而失。6月，颜士璋被放到兰州，虽是给了一个没有实缺的知府，与充军流放所差无几，不久回籍赋闲。伊勒通阿，8月19日“给全俸以养余年”（29）也回老家去了。

所有这一切，都使人们感到背后有一股强大的势力，有一双无形的手在左右着这一切。有人说是慈禧太后。不，慈禧太后没有理由杀一个既无兵权，又不属于任何派系的马新贻。正是她，同治七年召见马新贻，密旨马新贻调查湘军攻陷天京后太平天国金银财宝的去向。

太平天国经营10年，各种粮饷自不必说，天王府金银财宝堆积如山，其他王府、将军府也有不少收藏。曾国荃攻陷天京，纵湘军抢掠数天。为了灭迹，又放了一把火，大火烧了几天几夜不息。湘军均饱私囊，大车小辆向湖南老家运送财物，几年中，湘军子弟抢购土地遍及湘鄂。朝野议论纷纷，恭亲王颇有微词，慈禧太后心中不快。尤其令朝廷坐卧不安的是，十几年来湘军的实力迅速膨胀。太平天国失败后，人们传言曾国藩有野心，其实他的部下早就怂恿他谋取帝位。在与太平军作战时，清廷不得不依重湘军，但是，如今太平军被“荡平”了，她能允许曾国藩在江南坐大吗？东南卧着一只虎，她睡觉也不安心。于是她把曾国藩调离江宁，派马新贻任两江总督，迅速裁撤湘军。

江宁是湘军攻下来的，两江一直被湘军视为私地，他们在那里经营了数年，岂能轻易让给马新贻。马新贻几十年来一直没有自己的军队，孑然一身来到江宁，如入龙潭虎穴。难怪李鸿章说：“若七年秋不妄更动，或谷山僻在海滨，竟免斯厄。”（30）马新贻被刺，朝廷心中明白，为了不致激起兵变，动摇清王朝的统治，赶紧调曾国藩回莅江宁坐镇。从此，两江总督宝座长期掌握在湘系手中，其他人不敢问津。李鸿章一语道破天机：“湘人习气之重，他人视为棘手，……选州必于湘人，朝廷亦深顾虑。”他给曾国藩交了底，“两江地大物博，断非师门莫办。”（31）而马新贻独犯其忌。

太平天国失败后，湘军的劣根性充分暴露出来，他们比土匪还要凶残，明目张胆地肆疾抢掠。左宗棠直言不讳地批评湘军，他认为这都是胡林翼为了一时对付太平天国，招募剧盗所致。曾国藩对湘军的为非作歹也很清楚，他说：“余设立水师，不能为长江除害，乃反为长江生害。”（32）

清末施行裁勇改兵制度以后，几万湘军士卒被裁撤，其中不乏将领。这些人并不回乡务农，而是到处游荡掳掠。有些人参加了哥老会，有些人本来就是哥老会成员。湘军裁撤扩大了黑势力，散兵游勇又与黑势力结合，成为社会的一大公害。马新贻在惩治散兵游勇时非常严厉，尤其是他任命以剽悍著称的袁保庆为营务处总管，抓到为害百姓、有非法行为的散兵游勇就地正法。散兵游勇和黑势力对他恨之入骨。曾任江苏巡抚、湖广总督的郭柏荫对其孙郭公铎说：“张汶祥（汶详）行刺有幕后怂恿者，应是这一类人物，最初有意制造流言的，也是他们。”（33）高拜右在《刺马案与湘军》中说：“刺马案，终清之亡，迄莫详其真相，实则马之死，死于湘军之嚣张气势。”

那个曾给孙衣言透过口风的颜士璋颇有心计，他写了一本《南行日记》，记述了赴宁的全部过程。据他的曾孙颜牧皋说，日记中写道：“刺马案与湘军有关。”“刺马案背后有大人物主使。”

张汶详刺杀马新贻，在警卫森严的督署重地一扑而中。马新贻被刺后，立即有“刺马案”戏文上演，而且正值乡试，安徽学政殷兆镛出试题，竟然寓其讥讽，乔松年也来凑热闹，写了一首歪诗作证，湘军将领给张汶详立碑等等。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刺马案是一件有计划、有组织的政治谋杀事件。从案件的实施，到舆论的有力配合，以及对审案的精心策划和对结案的精明设计，都说明它出自高人之手。

马新贻被刺身亡，又有身后之玷，人们津津有味地谈论着桃色绯闻，而且又有为友复仇，义薄云天的侠义故事，迎合人们猎奇的心理，适应玩家的口味。若马新贻不死，也是百口莫辩。史家亦是望而却步，因为谁也不愿意去为一个渔色负友的小人辩白，冤不冤由他去吧。妙哉！高明哉！湘军及其首脑们痛痛快快地给社会开了一个玩笑，也把历史玩于股掌之中。

注：

（1）《谕赐碑文》，见《马端敏公年谱》，光绪三年，武林任有容斋刻。

（2）曾国藩：《曾国藩全集》，岳麓出版社，1987年版。

（3）李鸿章：《李鸿章全集》，海南出版社，1997年版。

（4）张汶详，有的写作“张文祥”，也有的写作“张汶样”。据说张汶详原

是“张文祥”，旧官府往往在犯人名字上加三点水或草字头，以示

山贼或草寇，“张文祥”就写成了“张汶详”。笔者认为有这种可能

性，但毕竟无据可考，仅仅是猜测或类比而已。为尊重原资料的客

观性，笔者仍写成“张汶详”。

（5）《马端敏公奏议》，附录，光绪二十年，闽浙督署校刊。

（6）国立故宫博物院（台北）《军机档》，第2766箱，第102490号；或

见《清代起居注册·同治朝》。